诗的声音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早已被深深淹没了。这种冷落状况在我们这个一向热衷实用理性的国度是并不足怪的：人们有那么多的现实事务需要殚精竭虑，需要为之奔忙，——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功利。相比之下，一首诗有什么效益呢？它既无法换取彩电和冰箱，也不可能给人带来官位和权力。有何必要重视它呢？
而另一方面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写诗成了一件时髦而轻易便当的事情。我们面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诗歌出版物；许多“诗歌函授创作中心”竞相开张且不乏门徒；在大学讲台和文学讲座上，都有人在有板有眼地传授创作诗的技能。一下子，诗又成了谁都可以染指一通的东西，似乎谁都可以有资格把自己写的文字称作——“诗”。
诗的这种双重失落境况持续很久了，太久了。正如黑格尔深切感慨过的，这种对“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”的疏离，导致了对人的本质的迷失。有足够的根据来证实这一点。横亘在改革道路上的种种阻碍势力，它们所负隅抗拒和狰狞摧残的，不正是一种诗的精神吗？是到了对诗的本性深入思考的关头了，我们所处的迷局即因为对诗之本性的晦而不明。这场思考救渡出来的不只是诗，还有人。这一思考的意义也在此。
维科在他的《新科学》中提醒我们，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方式是本能的、独特的、“富有诗意的”，这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一种“诗性的智慧”，指导他们对周围环境所作的反应，并将这种反应转变为隐喻、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方式。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：“古代各民族是在幻想中、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的”。诗－艺术这种生命方式的发生，正是人类与动物告别的庄严典仪。没有诗－艺术之时的人类，其生命表现与其它生物物种一样，只是维持着自己口腹之欲的基本满足。诗－艺术则为人类——而且只有人类——创造了另一种生命方式。我们幸运地拥有了两种生活。显然，诗－艺术是一种更具本质意味的生活。我们生命价值的提高和升华是通过诗－艺术得以实现的。所以，法国诗人圣·琼·佩斯在回答“为什么写诗”的问题时说：“为了更好地、更久远地生活”。
的确，正是诗－艺术使人类有了一种“更久远的生活”，有了“再生”的可能。我们生存于不可逆转的时间之中。所有发生过的都永逝不再了——包括刚才写下这番话时的我和刚刚读完这番话时的你。在时间的沧海里，每个个体生命都只是一粒微砂，时间就是吞噬他们的巨大“黑洞”，它毫不留情地使一切在自己的巨口中寂灭。然而，诗－艺术正是在与时间奋勇相搏，在时间的瀚海之中将那些行将沉没的瞬间“打捞”上来，拯救出来，让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和形态“存活”，在诗的救渡下，瞬间成为永恒了。
不仅如此，诗－艺术还开发着人的、生命的、存在的可能性，它丰富了我们的感觉经验，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进入诗时，某种更高的现实——关于事物可能性的现实向我们敞亮了，世界向我们敞开了，现出它最本真的意义，人类生活的丰富本质在诗－艺术中全面地显露出来。在诗的光明中，敞开着从生命超升的所有出口与皈返生命的一切归路。正因为它强烈地、不可抗拒地介入到我们的生命深处，所以，诗－艺术也就在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内在尺度，改变着我们的DNA。
在这里，显然不能把诗－艺术只理解为某种符号化了的东西。为何那些搔首弄姿、挤眉弄眼的作品总不绝迹？就因为我们只把那些符号化了的东西视作诗，于是，我们身边就滋生了许多整天可以“批量生产”“诗”的人，他们自己也毫无愧色地将那些产品叫做“诗”。他们并非不想走近诗，但是他们的浅薄行为却将写诗的神圣冲动糟蹋殆尽。他们往往根本还没有走向诗，就已经把自己置于诗的对岸。
一位老师跟我讲起过他小女儿的一件事，令我久久地难以忘怀。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随着爸爸到了黄河游览区，她第一次骑在了马上——是那种招揽照相生意的马。下来以后她却紧皱眉头，觉得“心里可难受、可不得劲”，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们骑在人家身上。”这种感情何等动人！而我们成年人骑在马上咧开大嘴得意而轻狂地调笑时，谁还会产生这种感情！在这个10岁女孩的如许话语中，一首诗不是尽善尽美地完成了吗？只有如此来理解诗，我们才能对它的堂奥有所了悟；如此理解并使之贯彻于我们的生存行为，我们亲在的丰富内蕴才会充分洞开。
一个陈腐的世界是抵制诗的。在艰难沉重的时日里，诗舒展了我们被庸常生活揉皱了的灵魂。正因为有了诗的存在，由于她对人类不倦地呼唤和感召，大地上才创生了一丛丛奇丽的生命之花。
